裁量基准虽非立法，但经由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原则的转换而对行政机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

因此人们应该考虑，法律形式的转变对于待转变的公司而言是否必要，该公司在转变形式上的利益与被排除在外的股东的利益是否处于一种合宜的比例关系。在先前的法律争端中，联邦最高法院以理由不充分为由驳回了针对施普林格出版社发出的抵制呼吁的诉讼请求。

联邦宪法法院在劳资协议自由方面使用了承认这个术语（vgl. BVerfGE 44, 322, 349） [63]参见脚注23。众所周知，目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的主要是直接第三人效力观点。基本权利由此仅仅获得了另外一种属性，但其作为针对私法规范的干预禁令的属性并未因之丧失。这样的话宪法诉愿就仅能基于一种理由提出：诉愿人没有得到宪法在人格权方面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保护。此外，这个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认为此种情形中存在加害人的干预权限。

职业自由的例子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也存在不能为一般条款所填补的保护的漏洞。这个问题应予否定，因为限制职业自由的并非《商法典》第74条以下诸条款，而是同业禁止条款。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判断标准首先可以划分为限制标准（行为）与补偿标准（损失），其中对损失的界定又存在特别标准与牺牲标准，再进而对牺牲进行解释并在财产权限制的多发领域寻求以状况拘束性理论作为最终判断标准。

因此，对于规制行为的判断最终服务于对损失的判断。[17]同时，针对今村所提出的本来效用说，小高刚指出，只要规制行为存在，就必然会妨碍财产权本来社会效用的发挥，因此不应将行政补偿建立在财产权的本来效用上。事实上，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自然公园法》中有关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规定从未得到法院的认定。（一）以权利人为中心的探讨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不得侵害日本臣民的所有权，在保障了私有财产制的同时，同条第2款却规定为了公益，依据法律实施必要的处理。

相对于宪法的统揽性规定，日本多部立法在具体领域规定了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只有当规制行为的目的和手段均符合要求时，侵犯或者限制财产权存续保障的行为才能够被允许，而财产所有权人也就不得不对该规制行为予以忍受。

因此，本案不予颁发许可而导致土地使用行为所受到的限制（建造建筑物的限制）并非超越了财产权制约范围的特别牺牲，不能获得补偿。据此，依据规制的不同性质，在某些场合对于财产权作出了缓和的规制而某些场合则相对严格。【参考文献】 {1}[日]西野章：《损失补偿的要否与内容》，一粒社1991年版。而随着现代社会中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被进一步强调，模糊赔偿与补偿的界分、以公平负担为核心统一把握国家责任制度被再次呼吁。

第一层面，当规制行为剥夺或者妨碍了财产权本来效用的发挥时，权利人只要不存在特别的忍受理由，就当然应该获得补偿。换言之，对于究竟在何种情况应予补偿，即财产权限制补偿的判断标准为何，日本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作出明确说明。（三）何为损失：特别与牺牲 在厘清行为、损失、限制与补偿的关系并明确财产权限制补偿仅与损失相关这一前提后，终于可以回到财产权限制补偿中的判断标准问题。[36]参见[日]藤田宙靖：《西德的土地法与日本的土地法》，创文社1988年版，第149页。

之所以选取《自然公园法》所涉领域作为讨论对象，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法律而言《自然公园法》的补偿规定更为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于该法所提起的行政补偿案件相对较多，并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矿产等资源使用权等多项财产权能，且判决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需要强调的是，给予补偿并不能成为公权力施加限制或者权利人忍受限制的正当化依据。

郭庆珠：《论行政计划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损失补偿》，《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对于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涉及财产权在何种情况下能够被限制的探讨。

本文拟对日本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学说和实践进行梳理，聚焦于解析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补偿概念本身进行反思。[11] 2.规制行为性质论 相对于田中二郎以行为目的所进行的判断，远藤博也着眼于一般常人使用行为的性质并提出了以下学说。私有土地由于被法律列入自然公园的范围而遭受诸多限制，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系列请求补偿的案件。小高刚提出：以出于保护古都风土及自然公园景观而对财产权所作出的规制行为为例，这一类规制行为不仅与该财产的本来效用无关，更阻碍了财产权本来效用的实现。第四类则是混合了前几类因素的综合说。第二层面，即使建造行为并没有被禁止（因此并没有‘妨碍本来效用的发挥），但是如果建筑物的高度被严格地限制，并且该限制并不是为了维护土地所在地域的居住环境，而是出于维持偶然发现的重要遗迹的周边环境这一目的，那么上述限制也应该被认为是与该土地本来的社会效用无关。

在这一阶段，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频繁限制私有土地的使用权，实践中相继出现多起由于财产权受限制而要求获得行政补偿的案件。[40]可以看出，状况拘束性着眼于财产权本身并强调财产与其所处环境或使用现状的一致性，以财产权使用状况为出发点来判断规制行为的介入对财产权是否会造成影响，并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损失。

法院指出，当权利人的山林位于《自然公园法》规定的自然风景保护区域内，其所有权由于受到行政限制而产生损失时，此种情况应符合《自然公园法》第35条第1款的补偿规定。[23]八项判决分别是：冈山地方法院1978年3月8日（《讼务月报》24卷3号，第629页）、东京地方法院1982年5月31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3卷5号，第1138页）、东京地方法院1985年1月30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6卷1号，第42页）、东京高等法院1985年8月28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6卷7-8号，第1250页）、东京地方法院1986年3月17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7卷3号，第294页）、秋田地方法院1987年5月11日（《讼务月报》34卷1号，第41页）、东京高等法院1988年4月20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9卷3-4号，第281页）、东京地方法院1990年9月18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41卷9号，第1471页）。

在该法第11条以概括统领的方式规定公民享有基本人权之后，第12条紧接着规定：受本宪法保障的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公民必须以不断的努力保持之。{3}[日]仓岛安司：《状况拘束性论与损失补偿的要否（中）》，《自治研究》第77卷第1号（2001）。

在上述判决中，虽然也有法院对于规制行为进行判断（例如在判决1中对于不予许可行为的审查），但是该判断最终是为了检验规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已超过了一般人的忍受程度，换言之，行为是否造成了特别牺牲。当财产权人基于公共利益所产生的损失超越了其应承担的社会义务时，就应当获得一定行政补偿。（二）限制标准与补偿标准的厘清 在明确财产权保障二元区分的基础上进而推演，尽管同属于对财产权的限制，但是对于财产权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的限制应有所区别，而二者正好分别对应了财产权限制补偿中的限制标准与补偿标准。从行政机关对古镇居民自有住房装修风格上的限制，到自然保护区内建筑的环保要求以及一度引发热议的深圳、杭州等地推行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这些已表明，财产权或者说所有权绝对的理念与现实渐行渐远。

日本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有权限制财产权，并同时规定了补偿制度，但没有明确补偿的判断标准。[34]后者则以今村成和为代表，相较于特别而言，他更重视损失的牺牲标准，认为只要损失达到了侵犯财产权本来效用的程度就应给予补偿。

[41]参见注[27]，第376页。[7]因此，公民对其财产的使用本身应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或者说，征收和补偿这一唇齿条款存在适用的起点。

[41]同时，由于状况拘束性理论所考虑的财产性质、财产效用等因素在政策性补偿中更为常见，这可能会使得行政补偿制度从法律层面遁入政策层面，或者与政策性补偿产生重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行政补偿案件的增多，在国家责任理论体系遭受影响和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上述行政补偿概念也陆续受到应予以扩张的质疑，在此过程中不断有观点提出应放弃或者改变传统行政补偿概念中所包含的三项要素。

而如果当损失特别轻微或者损失符合公平原则时，那么权利人就不得不忍受该损失的发生，而无权获得补偿。不仅如此，纵观我国现行立法体系，鲜见有关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专门规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市区部分道路采取相关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规定，每日15时至19时对经东门中路南北双向通行的社会车辆，按车牌号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对应日期尾数，同为单数或同为双数的，准予进入通行。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财产权限制的探讨多基于宪法视角，讨论或集中于公权力限制财产权的制度背景、理论基础、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等相对宏观的话题，[3]或是对财产权受到限制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梳理。

当对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已经作成，权利人是否能够获得补偿就应以损失为中心，考虑财产权被限制的程度（是否是本质限制）及损失的大小，而限制目的及手段等已经在存续保障中被证成过的条件此时就不再作为补偿的考量因素。实践中，以《自然公园法》第35条规定为代表的行政补偿制度并未能得到法院的积极认可，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虚置。

尽管不同学说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对于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进行讨论，但上述学说最终得出的结论多为应给予补偿。类似的规定方式也出现在财产权领域。

就是否超越了财产权的社会制约，判决主要是以财产权性质作为判断标准。东京地方法院在1986年3月17日的判决中指出，由于土地位于自然公园内，因此在该土地的使用过程中考虑其所处环境的风土和景观的做法，符合土地的本来属性。